小曹说，他现在理解了师父当年如何历练出一副“火眼”，碰见的贼多了，案子经手的多了，自然就有了感觉，这是一种很难言传的感觉，“像猫能感觉到周围有老鼠的存在，随时准备抓捕一样。”

　　从警18年，39岁的“小曹”极少着警服。

　　一件黑色羽绒服、一只深蓝双肩包，小曹上岗了。早高峰的公交站台上，他和普通上班族一样，在凛冽的寒风里排着队。天太冷了，人们戴着口罩，用帽子、围脖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眼神、表情都藏了起来。

　　瑟缩和臃肿成了小动作的最佳掩护，排队上车的刹那，一只手悄悄伸了出来。车门另一侧，一个鲁莽插队的男子激起连声抱怨，瞬间的小混乱中，那只手捏住了前排女孩兜里的手机。“太挤了，我等下趟吧。”插队男子似乎放弃了，但与此同时，握着手机的那只手也抽离出人群。

　　“别动，警察！”手机还没来得及转移，那只手被小曹一把按住。另一边，插队男子也被小曹的同事控制，人群躁动起来，女孩这才发现，自己兜里的手机被偷了。

　　这是小曹和同事们的工作日常。作为北京市公安局机动侦查总队反扒民警，他们“隐身”于公交车站、地铁车厢、旅游景区、大型商超，从人群中那些可疑的打探、回望、小动作和眼神交流里，揪出扒手，阻断财物损失。

　　博弈间，小曹有过闪失，闹过笑话，还曾被嫌疑人发觉后甩脱。对抗中，视网膜脱落，半月板撕裂，他也曾几度与死神擦肩，但血槽满格后，他和同事们又义无反顾，扭身扎进人群。

　　“我们都是演员”

　　“警察抓小偷”，这是儿时小曹对警察的认知，许多年后，又真实落进了他的日常。2003年从警校毕业后，他加入了“抓小偷”队伍，要抓的，还是那种面对面遭遇、危害性更大的扒窃小偷。

　　初入反扒这行，小曹跟着师父到八王坟、北宫门等几个公交枢纽蹲点，“那时候觉得师父神了，怎么一眼就知道谁是扒手呢？”但现场的情况往往容不得他多想，给师父打副手，他忙着围堵扒手的同伙。

　　那时的小曹还闹过不少笑话。一次冬季清晨的跟踪中，在人挤人的公交车站台上，他一个错神儿，不仅没盯住可疑人员，连师父都跟丢了。因为没有手机，小曹联系不上师父，不知道接下来该干吗，只好悻悻回单位等着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他跟着可疑人员上了公交车，俩人紧挨着，等待对方作案的时间里，小曹紧张地两只手来回倒腾着去抓手拉环，结果汽车到站后对方下车离开了——扒手竟然率先识破了便衣警察，小曹很懊恼，觉得有些丢人。

　　懵懂中，一些经验慢慢被打磨成型。发现、跟踪、控制、抓捕，一个环节都不能少，时机的把握是门学问——没等对方动手就莽撞出击，则打草惊蛇，难以人赃俱获；但若看见对方得手却出手迟疑，一旦赃物被转移，就算把嫌疑人控制，也问责无据。

　　但被识破身份的问题，始终无法完全避免。有的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很高、警惕性强，其中一些甚至和小曹他们多次交手。如果说事主是这些老扒手的“猎物”，那他们又是反扒民警的“猎物”，既要择机动手又要时刻躲避被“捕猎”。“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”的交锋，不动声色地上演着。

　　扒手团伙往往多人作案，一人对事主下手，其他人相互照应掩护、传递赃物，偶尔也喊话放风传递一些“行话”信号；反扒民警也是如此，小曹和同事们常年不穿颜色鲜亮的衣服，不搞引人注意的发型，基本是双肩包、鸭舌帽、戴耳机这些通勤族常见的打扮。

　　如果某段时间经常在同一地点打击扒窃，他们会变装掩护自己，夏季出门的时候，小曹的背包里会塞上两三件颜色不同的半袖衫。就地取材的时候也不少，为了掩护，小曹和同事们还向周围的保安、送餐员借过工作服，“我们都是演员。”

　　在农村大集上跟踪，买菜车是绝好的道具，小曹和同事们看似悠闲地逛摊、砍价，时不时还随手买点什么。有一次，小曹回看抓捕视频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一手抓着嫌疑人，一手竟然还拎着一袋橘子，后来才想起，那是抓捕前他蹲在嫌疑人旁边的一个橘子摊上买的。

　　小曹天生有一副和善老实的面孔，头发微长、戴一副黑框眼镜。一次在公交车上，跟踪了好久的扒手就在他面前动了手，待被他制服，对方才恍然大悟，“大哥您是警察啊，我以为您是个老师呢。”

　　从此，“曹老师”成了同事们对他的调侃，“小曹确实里外都透着股斯文劲儿，不太像能把扒手按倒在地的人。”

　　人堆里炼出的“火眼”

　　“要抓贼，就要比贼起得更早。”小曹说，他们选择布控的点位多是来自110报警平台，有人丢东西后报警，反扒民警结合工作经验研判扒手活动的区域，进行蹲守布控。早高峰7点钟到来，可疑人员一般会提前到达踩点，而要跟踪抓捕准确，民警们往往会凌晨4点摸黑起床，提前排查扒手的活动线路，排兵布阵。

　　但辛苦并不是总能换来收获。一些嫌疑人会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，还有的报警人本就是自己不慎丢失了财物，根本不存在扒手作案，各种情况都会发生。

　　但往往，当嫌疑人被控制，当赃物、赃款被退还到事主手里时，无论身体上的疲惫还是心里面的焦虑，都会被一扫而空。小曹还记得，有一次，两名嫌疑人被抓时已经得手两次，两位事主一人被偷2000元，一人被偷600元。拿回钱包后，后一位事主哭着要给小曹他们跪下，因为那600元钱，是她接下来一个月全部的生活费。

　　更让人心疼的情况发生在医院里。早些年没有电子支付，许多外地来京就医的患者，把钱装在包里排队结算医药费，一些扒手就盯上了他们。小曹遇到过几次这样的事儿，事主拿着失而复得的钱抹眼泪，说那是东拼西凑来的救命钱。

　　打击扒窃，靠的不仅是火眼金睛和果断。嫌疑人的数量、身手、情况常常未知，遭遇战的危险潜伏得也很深。一次抓捕过程中，嫌疑人在酒后冲动之下，几寸长的刀刃对着小曹的腹部就攮了过去，“有刀！”事主及时预警，电光石火间，小曹一个错身，跟死神擦肩而过。

　　但受伤总是难免的。2012年，小曹和同事抓捕一个四人手机盗窃团伙，过程中，小曹将其中一人扑倒，两人同时滚进路边水沟。嫌疑人被制服，但小曹腿部受伤站不起来，到医院一查，膝盖半月板撕裂，最后不得已做了摘除手术。

　　最近一次比较严重的伤是在去年，在昌平区抓捕嫌疑人时，对方一胳膊肘捣到了小曹的右眼眶上。当时没太在意，但过后他觉得右眼角老有一块黑斑影响视线，去医院一查才知，嫌疑人那一下将他视网膜打脱落了。

　　小曹说，他和同事们看到扒手已经有了条件反射，心里想的就是怎么把对方抓住，“手痒痒，不拿下不甘心。”他现在也理解了师父当年如何历练出一副“火眼”，碰见的贼多了，案子经手的多了，自然就有了感觉，这是一种很难言传的感觉，“像猫能感觉到周围有老鼠的存在，随时准备抓捕一样。”

　　“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”

　　反扒18年，小曹的工作也随着这座城市潜移默化——十年前，人们丢现金、丢钱包，而现在，手机几乎是扒窃的主要目标物。刚工作时，他和同事们绕着二环、三环打击盗窃，而不知不觉间，这个范围也逐渐延伸到五环、六环外。

　　但无可否认的是，首都北京的扒手数量，确实在一天天减少，公共场所秩序环境好了，人们防范意识提高了，对“职业”扒手来说，难以像从前一样“施展拳脚”。

　　但总有些“惯偷”难以迷途知返。扒窃作为一种“行为犯罪”，只要出手，都以刑事案件论处，但扒窃一般数额财物，通常量刑三年以下。这些“惯偷”在拘留所几进几出，对小曹也不陌生。“哎呦大哥，又是您。”这话出现在抓捕现场时，有些戏剧性，更多的却是让小曹难以言喻的无奈。

　　最极端的案例是，他刚工作时抓过的人，现在还能在抓捕中相遇。“扒窃自古就有，你要说什么时候把扒手打灭绝，还真是不太现实。”小曹不会盲目乐观，他遇见过许多妄图不劳而获的人，有的甚至扒窃成瘾。

　　他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抓捕对象。那人在地铁上第一次扒窃被抓，赃物是一张公交卡，当时也曾悔恨痛哭，声称看到别人扒窃得手，于是决心“试一试”，“真的后悔了。”然而若干年后，他再次“栽”到了小曹手里，这一次，他沉默不语，小曹心里五味杂陈。

　　又是好多年过去了，小曹估摸着对方应该已经服刑完毕，他并没有再见到过那个因为一张公交卡失足的年轻人。小曹舒了一口气，“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。”

　　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【编辑:张燕玲】